三国时期则出现了所谓的“五熟釜”，一只铜制的锅内分为五格，各有不同味道的汤料以涮煮不同的食物，与现在遍布大街小港的鸳鸯火锅有异曲同工之妙。 
到了南北朝，出现一种“大口宽腹，既薄且轻，易于熟食”的铜爨，此即是当时居住在四川、湖南一带的獠人所使用的一种铜火锅。 

铜火锅的文化历史演变到了唐朝，已有铜制的“暖锅”。1984年在内蒙古赤峰市（原“昭乌达盟”）敖汉旗出土了一幅契丹人在穹庐中围着火锅席地而坐的壁画，铜火锅的文化历史据专家考证，这幅画正画的是辽代初期契丹人吃涮羊肉的情景。 

南宋林洪在《山家清供》一书中记载了“拨霞供”，它的吃法是先将兔肉切薄片，用料酒、酱油和花椒稍腌，然后点火炉，架小锅，待汤烧沸将肉片汆熟，蘸佐料而食；该书还说，此种吃法“猪羊皆可”，对火锅吃法的描述十分传神。 

元代，火锅大为兴盛，其中的“生爨羊”即是现今涮羊肉的前身。铜火锅的文化历史明代官食食书《宋氏养生部》中，也有“生爨羊”、“熟爨牛”等火锅菜式，工艺已更为精细。 

清朝乾隆年间，火锅不仅在民间盛行，乾隆皇帝更是喜爱火锅，而且成了一道著名的宫廷菜，清宫御膳食谱上就有“野意火锅”这道菜。乾隆四十八年（1783年）正月初十，在乾清宫办了530桌火锅席以宴请宗室，盛况空前；嘉庆皇帝登基时（1796年）曾举办“千叟宴”，一次便动用银质、锡质和铜质的火锅1550个。 

铜火锅就像一位圣洁冰清的隐士贤达，一路走来，一路沉淀，一路思索，风度依然。因为他的很多元素都是历代沿传下来的，所以铜火锅至今仍然保持着一种质朴和自然，铜火锅的文化历史浑身散发着历史的厚重和岁月的沧桑。所以在繁华盛世的今天，我们才有幸围锅而坐，吃一种渊源、涵养、闲适的文化，品一种真挚、热切、和谐的感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