昨天（11月10日），《人民日报》4版刊登的一篇文章，很值得研究。

中央政治局常委、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发表了署名文章《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》。全文逾6400字，从对外开放的形势、内涵和举措几方面，对其进行了详尽阐释，信息量很大。而这其中，引起最广泛讨论的，则是“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”。

留心的话就会知道，这其实是对十九大报告的呼应。10月18日十九大上，习近平就明确指出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，“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，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。”

自由贸易区我们常听，但是自由贸易港是什么？为什么它会在对外开放格局中，处于如此重要的地位？

 

 

概念

严格意义上说，由于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，对于自贸港，学界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。

但是我们可以先来看看大家都比较熟悉的自由贸易试验区。

2013年9月，我国建立了首个自由贸易试验区（Pilot Free Trade Zone），即上海自贸试验区。此后，陆陆续续已经发展到11个自贸试验区，包括天津、广东、福建自贸试验区等。在这些自贸试验区范围内，往往包含一个或者多个具有保税功能的海关特殊监管区。

设立海关特殊监管区的目的，毫无疑问，是为了减轻企业的关税负担，促进国际间的贸易往来。在我国，保税区、综合保税区、保税物流中心等都属于各种形式的海关特殊监管区。

举个例子。美国的企业A想要出口商品给中国的企业B，如果是在普通的口岸，按照两国在世贸组织下的关税减让表，进口商B在进口时必须要支付一定的关税给中国政府，并且办理手续可能相当复杂。

但如果在海关特殊监管区例如综合保税区，B企业则可能享受相应的保税待遇。也就是说，区内陈列、加工，这些商品都不用缴纳关税，只有离开这些区域进入内地才需要缴纳关税。

那么，与上述概念相比，自贸港可能会有哪些不同呢？

汪洋在文章中对其做了个定性，“自由港是设在一国（地区）境内关外、货物资金人员进出自由、绝大多数商品免征关税的特定区域，是目前全球开放水平最高的特殊经济功能区”。

最后一句是重点。说白了，就是要在现有某些自贸试验区以及其包含的自由区的基础上，对标国际最高水平，建立高标准的对外开放区域，立志成为全球贸易枢纽中心。基于此，自贸港也常被视为自贸试验区的“升级版”。

升级版怎么升？香港、新加坡这些我们熟知的自由贸易港，都要成为学习、竞争和超越的对象。

 

 

对标

其实，不只是香港和新加坡，包括中东的迪拜、德国的汉堡、荷兰的鹿特丹等，都发展出了符合本地特色的自贸港。

比如，鹿特丹港最大的优势就是超强的服务能力。大家都知道，随着欧盟一体化加速，关税减免这些优势在欧盟内部已经弱化。但鹿特丹港超强的港口服务能力，却为它带来了海量的贸易。其突出优势在于建立了一个公共信息平台，实现了EDI（电子数据交换）标准化等。除此之外，在硬件上鹿特丹港建立了立体交通运输的网络化，促成了储、运、销一体化运营。

同处亚洲，作为世界集装箱港口中转量排名前列的新加坡和香港，对我国自贸港的建设，或许更具借鉴意义。

作为一个以自贸港立国的国家，新加坡的优势主要在技术创新。比如早在1989年，它就推出了全国电子数据交换系统贸易网。这个网络有多厉害呢？囊括了海关、税务、安全等逾35个相关部门，这样一来，原来需要向多个部门分别提交的文件，就只需要提交一次就够了；原本需2至7天的通关时间，理论上可以缩短至1分钟。

香港的经验，则可以概括为两个字——自由。首先，整个香港行政区，就是一个自由贸易港，除了四个税号（酒类、烟草与香烟、碳氢油类、甲醇）以外的所有货物的进出都可以享受零关税。其次，在香港设立任何形式的公司所需要的注册成本很低，外商投资者可以持股100%，更重要的是所有的资金都可以进出。

事实上，香港已经连续23年被美国传统基金会评为“全球最自由经济体”，对我国建设自贸港的参考价值非常高。

我国已经提交自贸港建设相关方案的，是上海和宁波，但在投资、建设环境上，都与香港、新加坡等有一定差距。

 

 

机遇

那么，在此基础上，中国的自贸港建设要走出一条怎样的路？

上海市有关领导的说法是，自贸港的建设，目标不止于贸易自身，其初步设想是以贸易带动产业，“要把巨大贸易量带来的巨大附加值留下”。

巨大贸易量怎么来？巨大附加值又指什么？

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、全球化智库（CCG）特邀高级研究员崔凡认为，其核心在于——转口贸易和离岸贸易。在目前阶段，国内建设自由贸易港首先应该大力吸引转口贸易，更多地集聚商品物流以及供应链企业；“但发展本地贸易、转口贸易并不是终点——离岸贸易、离岸金融或将是自由贸易港政策最终大发展方向。”

何为离岸贸易？一般来说，它分为两个部分：“转手商贸活动”和“与离岸交易有关的商品服务”。

举个例子，香港的甲公司需要从内地进口布料转卖给美国的品牌商，这个过程中，布料这一货物并没有进出香港，货物直接从内地运往了美国，但从物权上来说，它在贸易过程中属于甲公司。这一过程就称为“转手商贸活动”；还是甲公司，但这次我不直接参与买卖，只是帮助买家和卖家寻找货源、推广市场、协商价格、安排装运等，相当于一个中间商，这就是“与离岸交易有关的商品服务”。

这些都可以称之为离岸贸易，前者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纳入货物贸易统计，后者纳入服务贸易统计。相较于传统的转口贸易，它的物理成本更低，而且对地理位置等的要求不高，只要有信息源，世界各地的生意都能做。无疑能够带来巨大的贸易量和资金量。

拿香港来说，2015年，香港的离岸贸易规模已经达到了4.33万亿港币，占其年度贸易总量的55%。

 

 

总量一大，其附加值作用就会凸显。

“当我们能够吸引世界各地的企业来这里做生意之后，我们手上的商品和信息流的价值，将不可估量。”在崔凡看来，离岸贸易的终极意义，在于其带来的信息和数据流，这里面包括商品信息、订单信息、物流信息、商家信息等。中国电子商务企业快速发展的优势尤其有利于离岸贸易的发展。

“中国的对外开放已经进入一个新时代，单纯的出口和国内市场开放已经不能满足需要，当下的中国要做的，是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出发，综合利用全球资源，布局更高水平的价值链平台。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，有利于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居于更加优势的位置。”

桥头堡

从这一角度出发，自贸港无疑具有重大的领航意义。

一方面，从国内现实来看，中国对外贸的依存度一直高于大部分其他经济体。2006年时，我国进出口金额占当年GDP的比重曾高达64%。一般来说，经济规模大的经济体其外贸依存度会降低，但是即便到了2016年，其占比仍然高达33%。外贸依然是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引擎之一。

另一方面，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，我国的开放红利已所剩不多。此外，过去几十年，中国在世界贸易活动中，长期处于价值链低端，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。

这些，无疑都在呼唤一个具有世界级开放水平的贸易平台。

 

 

而在更多专家看来，自由贸易港是我们对外开放的重要节点，体现了我国持续开放的政策。

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也说，要“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”，强调“开放带来进步，封闭必然落后”，“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，只会越开越大”。新时代的改革开放，也需要搞“升级版”。

今天的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。WTO的多哈回合谈判停滞不前，而中国发起或参与的“一带一路”倡议、亚投行、丝路基金、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等项目，则日益成为推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依托。

在不久前举行的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，习近平说：“预计未来的15年，中国将进口24万亿美元的商品，吸收2万亿美元的境外直接投资，对外投资总额也将达到2万亿美元。”

 

 

可见，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、极具增长潜力的新兴大国，中国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重量级旗手。

在此情况下，中国要想实现由贸易制造大国向资本与产业强国的转变，就必须有个深度嵌入全球金融与贸易分工价值链的桥头堡来引领。

自由贸易港，或许正是历史赋予的那座“桥头堡”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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