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月25日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（草案）》提交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审议。草案提出，增加相应条款，限制“精日”言行。

　　在精神上把自己视为日本人的现象，简称精日。前些日子，有年轻人身穿二战日本军服，手执军刀，在南京紫金山抗战遗址以各种姿势摆拍，在舆论场引发了对精日现象的大讨论。一些价值观混乱的年轻人视精日思想为时髦，以精日言行来标榜自己的“与众不同”，对于这种情况，不仅要在思想上以善意的引导，更要通过法律手段强力制约。

　　精日伤害人民的民族情感，损害国家形象，精日分子有辱其作为中国人的身份，造成恶劣社会影响。明确大是大非，遏制精日言行，在主流价值观体系中早已成为共识。

　　问题在于，如何才能合理、有效、精准地限制精日。过去，针对精日言行，主流社会更多地在舆论层面予以回应，批判精日分子的言论。要对精日分子构成持续的震慑力，消除舆论场中的精日现象，以法律为武器，捍卫中华民族的情感，势在必行。

　　用法律限制有辱民族情感的思想，在世界上已有充分的法治实践。二战以后，针对美化纳粹、淡化法西斯罪行的现象，德国制定了法律限制纳粹思想传播。1979年，西德联邦法院的一项判决首次严格界定“言论自由”原则，其中宣传纳粹思想被视为“言论自由”的例外事项。奥地利、法国等欧洲国家，都有出台法律限制纳粹思想。

　　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组成部分。对于违背公序良俗的精日言行，法律不能置之不理。精日言行让日本侵略战争的受害者，让为抗日战争付出鲜血和汗水的英雄，以及他们的后代，受到了直接的精神创伤。因为这种伤害是普遍而巨大的，已经超越了普通民事关系的范畴，所以才有必要以更有惩戒力的法律制裁精日分子。

　　用法律限制精日言行，还体现了法治的有限度原则。可以看到，一些精日分子被曝光后，遭遇“人肉”搜索等网络暴力，他们自身的合法权利甚至人身安全都受到威胁。尽管精日为全体国民所不齿，但是，法律依然有责任保障他们的人身权利，而不是默许“以暴制暴”的网络暴力。

　　法律对公民行为的约束是精准的，对违反法律的人，视情节轻重予以合适的制裁。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建议在英雄烈士保护法中增加规定：“亵渎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，宣扬、美化侵略战争和战略行为，寻衅滋事，扰乱公共秩序，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，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”这体现了法律的宽严适中，刚柔相济。

　　应当明确的是，反对精日行为，并不是阻碍正常的中日友好。日本军国主义是人类共同的灾难，不光让中国承受战争创伤，也严重阻碍了日本的现代化进程，二战以后，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对军国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反省。限制精日言行，本质上是出于对人类文明的保护，是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确认。

　　精日是一种价值观的缺失，而价值观的缺失又源于历史观的混乱。法律是捍卫历史的后盾，是凝聚民族精神与主流价值的钢筋混凝土。历史的灾难不是巧合，现实中依然有潜伏的风险，唯有以强有力的态度限制精日言行，才能确立一个民族的担当与风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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